第49章 商鞅变法（二） (第2/2页)

为尴尬，瞪了商鞅一眼，却没再反驳。
  太傅头一炮就被闷住了，上大夫甘龙迎难而上，接住商鞅的一句话，另行破题：
  “摆事实好嘛，我秦国自穆、康以来，一直是因民而教，不劳而功；
  据法而治，吏习民安。
  事实证明，秦国已如此经过了几百年，不也挺好吗？
  你又何必标新立异搞‘变法’？
  实乃不明智也！”
  对他就不必太客气：
  “甘大夫只说对了一半。
  因循固有的工作方式，官吏确实可以‘不劳’，却没有‘功’成，依照旧的法令条框一成不变；
  官吏们虽然熟谙顺手，民却未必得安宁。
  ‘功’是什么？最大的功是让国家强大！
  但在旧体制的保护下，已形成无作为的惰性：为官者尸位素餐，只求享乐；做吏的巧取豪夺，吮食小民。
  上下因循守旧，举国暮气沉沉，不图进取，随遇而安。
  试观：关东已尽用铁器，遍地沃野；
  而秦农还在以石耜耕种，致使关西大地，千里荒芜，所产之粮，不足半年之食；
  所收之税，不能足官吏俸禄。
  如此，国家能富？兵力能强？
  百十年来，秦的疆土无尺寸之扩，反被人夺去西河重地，攻下函谷要塞。
  您还有脸吹什么‘功成’？
  说到‘民安’更令人齿寒，丰年尚衣食不足，啼饥号寒，一遇灾难，饿殍遗路，百姓困于贫穷，铤而走险；
  豪绅邑蓄私兵，争斗不断，请问甘大夫，这就是您所谓的‘民安’？
  世俗人由于惰性，大都愿意生活在习惯势力的荫庇下，只求眼前得过且过；
  所谓‘学者’也只局限于能够符合世俗意愿的事理表层，缺乏远大高深的目光。
  跟这些庸人不可能讨论如何改变、制订‘礼、法’的大事。
  所以，总是由聪明睿智的圣贤制订‘礼、法’，而愚蠢无知的顽冥，只能遵照执行，被礼法所控制！
  坦率的说，甘大夫！
  既然你死抱着‘因民而教、不劳而功、据法而治、吏习民安’这种僵化的观点不放。
  就说明您属于那种为‘礼、法’所制的愚民，不够资格参加今天的讨论！”
  这一番淋漓尽致的痛骂，其实把所有“反对派”都给包括进去，秦孝公听得高兴，不禁叫了一声：
  “好！”
  便问：
  “谁还发言？”
  按预定，该轮到杜挚，他被商鞅的利口骂的胆怯，却又不能缄口无词。
  事先打好的底稿不忘也拿不出了，只得绕个圈子以退为进：
  “大良造言之有据，证明‘礼可更，法可变’也就罢了。
  但臣听说，得不到十倍的效益，就不更换工具；得不到百倍的效益，就不改变方法。
  农、工细事尚且如此，国家的根本大法，自然更得考虑变后的效益了。
  您提倡‘变法’又能给国家带来多大好处？请指教不敏。”
  商鞅一笑：
  “汤、武立新而为王，桀、纣循旧而丧国。
  可见，变法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，您自己计算一下，其利几何？”